108岁老人记忆里的綦江三会场（三） - 綦江在线

清光绪年间陶希明倡建的观音磴济众桥通讯员家芝摄

文化服务志愿者与三会村党总支书记代文册探讨在乡村振兴中如何运用此次历史文化挖掘成果通讯员微风轻轻摄

今年4月7日、12日，本报第四版“綦走发现”栏目围绕三会场的兴起、拱极坊的得名、明代玄台宝观等历史遗存，以及陶氏家族的革命人物等，连续两期刊发了永新三会场的历史人文典故。本期将结合相关考证，继续分享108岁陶婆婆的见闻。

“你们从沾滩拐进三会的河口，有一座拱桥，那才叫真正的坚强！附近群众都叫他观音磴拱桥，清朝的时候就有，后头还过车。听说就是我们陶家人承头建修的。”陶婆婆自豪地说。

作别陶婆婆后，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来到沾滩三会河与清溪河交汇处，在附近80岁的赵长华、71岁的吴周权等老人指引下，找到了这座三孔老拱桥。目测长约60米，宽约4米，高约7米。

据他们共同回忆近几十年亲眼所见及祖上口口相传，这个地方最开始只是一排跳磴，河滩上立石磴的孔都还在，只是因修筑沾滩闸坝被水淹没了。

桥左侧有观音菩萨，所以这里叫观音磴。清朝光绪年间才改建成了三孔石拱桥。桥右侧立有一块功德碑，清晰记录了桥名、时间、捐款人等，可惜近年被毁了。他们依稀记得碑上的名字叫“济dong桥”。1963年修北渡到永新的公路时，给它“整容”，将老桥两端填起到与拱顶持平，改成了公路桥。1993年又给他配了个年轻“媳妇”，紧挨着他的内侧修了一座板桥加宽。2009年，公路改弯取直，又在他外侧约50米修建了一座新桥，才因此闲置。

在清《綦江县志》卷之五《津梁》篇查到了“观音磴渡。在附里，近永兴场。旧只石磴，水涨易溺。嘉庆十七年（1812年），里人杨琢玉捐银一百两，买舟作义渡”的记录，不但证实了附近老人所讲此处原为跳磴桥的说法，还增添了曾经设置义渡的历史。

又在1986年编印的《綦江交通志》中查到了“济众桥。三会乡沾滩……在綦江到永新的古道上。清光绪七年（1881年），贡生陶希明筹资修建，两墩三孔，两侧有石栏杆”的记录，不但明确了该桥的名字，还证实了陶婆婆所说此桥为陶家人承头的传闻。经查《三会陶氏族谱》得知，入綦三代祖陶廷仙，字希明，号五柳，是陶婆婆丈夫的叔曾祖。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辑的《四川綦江县续志》上又有一条记录“济泉桥，在附里。贡生陶希明、职员池人庆建”。经比对《綦江交通志》记载，文化服务志愿者“点点”判断，此处“泉”为“众”的繁体“衆”的误写。

文化服务志愿者“飘雪”还发现，从整体外观来看，三个老桥拱的弧度都不够圆，顶上略显尖。说明当时的掌墨师技术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儿，这对拱桥的荷载有一定的影响。即便如此，能够以人行桥的近百年沧桑后，再敢挑重担转身为车行桥，安全保障近五十年，足见其质量可靠。据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考证，该桥是继清康熙四年（1665年）的东溪太平桥、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的登瀛桥后，綦江历史上第三座三孔石拱桥，还是綦江境内唯一的一座改建成公路桥的三孔古桥。

回顾该处津梁历史，跳磴→1812年义渡→1881年三孔拱桥→1965年垫平改建公路桥→1993年加宽扩建，五度新生，济众利民，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婆婆丈夫陶文质的一生是先拿笔头、后砍猪头、解放后才有奔头。他比陶婆婆要小两岁（1917年~1995年），结婚时还在外读书。毕业后经人介绍在伪县政府短暂工作，因惧怕面对犯人被砍首示众的恐怖而回家经营杀猪卖肉的生意，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被安排到东溪等地以煤炭商店为掩护开展组织活动。

陶婆婆仍然记得丈夫讲过，他在石壕一带，深更半夜摸黑穿越大山，递送信件材料，结果迷路，后借助洋火（旧时人们对火柴的习称）摸索着寻路，才完成任务的往事。第二天早上在目的地摆起头晚的曲折，听得当地的沈大娘惊讶地竖起大拇指，“陶大哥的胆子，真的大！竟敢独自一人深夜闯猫沟（当地人称老虎为‘大猫’）！”

原来，沈大娘等当地人常听到那大山里传来老虎的嘶吼，一两个人根本不敢进去。非要进去时，一定是多人结伴，并且还要扛上土制的防御工具“虎叉”——一根腕口粗细，比人略高的青杠棒，顶端接上一个倒“人”字铁叉。说得陶文质背心阵阵发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期入党的堂兄陶昌宜、堂侄陶旭等纷纷向外疏散转移。陶文质因为不放心父母妻子儿女一大家人，叫妻子陶婆婆挖坑深埋党组织相关文件及党员身份证明等（后被狗刨出，只好烧毁），继续潜伏，也因此与上级断了联系。

解放军进驻三会场剿匪时，就一直住在陶婆婆家，并且枪决土匪前，都由陶文质草拟罪状，因此被土匪记恨。特别是枪决土匪李宗如、岳会清、孙国明等时，五花大绑的李宗如回头冲着人群吼：“陶文质，我在鬼门关等到你来哟！”死不悔改的土匪恶性暴露无遗。

通过剿匪期间的接触，张指导员见陶文质办事牢靠，是难得的读过新学的文化人，就推荐他到綦江税务局工作。1961年左右，因担心与组织失联后曾短暂担任三会乡伪乡长的历史说不清楚，就主动申请回农村躲避运动，后来落实政策，在税务局退休。他的堂侄陶旭、堂妹陶月初，都是同期地下党员。当别人劝陶文质再去找组织把做地下工作时的革命履历给予明确时，他高兴地摆摆手：“算了，算了，组织已经够照顾我了，让我办理了退休，老了都有饭吃，用不着再去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

陶婆婆真名叫徐银会，身份证登记出生于1916年6月12日。据她出生时娘家的命簿（民间传统中，书写家人生庚八字、生葬地址的小册子，是以后编修族谱的依据）记载，是民国四年（1915年）六月十二日出生在江津广兴。无论是户口登记，还是命簿记载，她都在綦江目前存世高龄老人中排名第三。她于1931年16岁时嫁入三会场陶家。

陶婆婆出生穷苦人家，旧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幸好是父母的第一胎，否则就会像她的妹妹那样出生就遭受厄运。面对我们的不可思议，陶婆婆解释了原因：一是女孩要缠脚，不然会被篾称“蛮女”，嫁不到好人家。但缠脚后又干不了重活，不会给家庭创造财富。二是需要准备嫁妆，是赔钱货。如果是第一胎，再不喜欢也会抚养。

陶婆婆嫁入陶家后10年不生人，幸好公婆及丈夫开明，没有嫌弃。家族长辈、亲友邻里搬弄口舌是非时，公婆还打圆场，夸她干事得行，打柴、割草、做饭样样在行。遗憾的是，没有文化，只能在家相夫教子。

民国时期，三会场一直不太平，土匪来抢人抢物的事时有发生。陶婆婆至今还记得，土匪特别猖獗的那年，接连来三会抢了三次。有一次敲梆梆的报信，当晚土匪又要来，青壮年还担心被裹挟入匪，都纷纷投亲靠友躲避，她老伴担心长子被掳去当“肥猪”索要赎金，两父子就逃了，屋头就只剩下老少几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土匪把门打得哐哐响，几娘母吓得傻坐在床里。土匪把蚊帐一捞开，就要抢铺盖。为母则刚的她灵机一动，“先生，铺盖捞不得哟，娃儿在出麻子，见不得风哦。”土匪也怕传染，才放过了她们。但屋头的粮食，就没这么幸运了，全被抢走了。

目前的陶婆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能走能吃能睡，在这颐养天年的日子里，有些自己的小爱好，会做简单早餐，能自己动手清洗内衣、夏衣等，是家人们的开心果。已经是子女6人，孙辈、曾孙辈52人的大家庭，五世同堂天赐福，门第书香羡四邻。（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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