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有一座“父子重光”古牌坊

牌坊“崇祀乡贤”一侧    通讯员 微风轻轻 摄

通常，一座牌坊只表彰一个人。清初，官府还定额赏赐三十两白银建坊，一般还略有结余。随着统治阶级经济与社会风尚的强化，须旌表的对象越来越多。如果再赏银建坊，将成为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清嘉庆四年（1799年）湖南乾州等地官员试着变通，首开建总坊先例，之后渐成风气。2022年1月12日，本报4版以《綦江发现一座节孝总坊》为题，介绍了东溪镇竹园村那座9人同旌的古牌坊。今年6月26日，笔者一行又在綦江博物馆旁边发现了一座旌表4人的古牌坊，距今已有154年。

父子同坊的“真身”

该牌坊面向綦江城一侧的明间华板上，横刻有“兄弟进士”四字，两边次间华板上分别深刻了伍濬祥、伍辅祥、伍奎祥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五年（1835年）、二十七年（1847年）高中进士及其后职阶，还有时间“同治七年岁次戊辰（1868年）七月十三日建坊”共77个字。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清朝官方为嘉勉伍氏三兄弟的科第业绩而立。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文史爱好者们，还发现在“兄弟进士”华板的另一面，镌刻的却是“崇祀乡贤”。同侧次间两块华板上又分别镌刻“咸丰四年岁次甲寅（185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旨”“大清同治七年岁在戊辰孟秋月（1868年7月）十有三日建坊”。同样可以判断，该坊是旌表“乡贤”的功德坊。但旌表对象是谁呢？笔者一行穷尽牌坊文字，都没有看出半点儿端倪。

经查清《綦江县志》，明清两代500多年，綦江仅有6人获得朝廷旌表“乡贤”殊荣，其中明朝只有进士刘定昌和举人杨亨、袁恭、黄钺，共4人；清朝只有伍绍曾和罗星，共2人。而“兄弟进士”的父亲就叫伍绍曾，难道该坊就是旌表他的？

笔者一行继续深查，清《綦江县志》卷之七《人物上·潜德》篇“伍绍曾”条目载，“咸丰二年（1852年），卒于京邸，年九十。诰封朝议大夫，貤封中宪大夫。三年（1853年），请入祀乡贤祠。奉旨依议。”而“罗星”条目记载的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邑人合词请入祀乡贤祠。（同治）二年（1863年），奉旨俞允。”根据牌坊上1854年奉旨的文字，确证了牌坊“崇祀乡贤”的对象就是伍绍曾。也就是说，该坊既是进士坊，也是乡贤坊。共旌表了4人，可谓“父子重光”。

另有考证说该牌坊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明显是没有看完牌坊所有文字的讹误。其实，这只是伍奎祥被赐“同进士出身”的时间。

旌表“主次”的争议

只是笔者一行解释不了的是，该牌坊既然有“崇祀乡贤”“兄弟进士”两个功能，且乡贤是父亲、进士是儿子，晚辈理应谦逊靠后。就像父母与子媳同葬，父母棺椁肯定居中一样，该牌坊最向阳的一面，应该留给“崇祀乡贤”的父亲。可现状却是“兄弟进士”儿子朝阳，“崇祀乡贤”父亲背山。并且建坊的时候，伍濬祥、伍辅祥两弟兄仍然健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洗礼的他们怎么会僭越呢？难道是匠师组装牌坊构件的失误？

“该牌坊原址在石佛岗官厅旁，骑在川黔古道上，哪面都一样重要。”同行的文史爱好者杏胡老师补充解惑道。“因城市拆迁，2020年才搬迁到这里的。”

“既然没有主次之分，为什么坐在柱顶的神兽‘冲天吼’却是头朝‘兄弟进士’方向，把尾巴留给‘崇祀乡贤’呢？”眼尖的文史爱好者盯着追问。结果，笔者一行面面相觑，全都成了“张口巴”，只有等读者朋友来帮着解惑了。

回来后，笔者仔细研究碑刻文字，多方查阅史证，深思熟虑后提出一个不成熟的见解，供大家商榷：该牌坊以“崇祀乡贤”为主。同时，“兄弟进士”四字又是对伍绍曾德行中极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子有方”的肯定。理由如下：

先看，牌坊唯一留下落款的中柱题刻，在文史爱好者聂瑞芳、邵正梅等的努力下，基本辨识清楚，断句准确。该联是时任贵州巡抚曾璧光撰写的，以130字荣登古代綦江第一长联，精辟提炼了伍绍曾一生的辉煌。比如上阕，写到三个儿子都进士及第“看南宫三喆嗣，长列鳸曹，次膺雉正，季际凫飞。继且，豸繍双辉，拜丝伦之曡贲”时前面加了一句“十六载就养京华”，妥妥贴贴表扬伍绍曾。接下来的“问天下康强逢吉，如公更有几人？况椿荣上寿，禄荷覃树，九极德门盛事”，以及下阕“九十年束身名教，为西川一大宗，孝亲乌鸟，悌詠鸰原，慈诒鲤训。久矣，鸿仪众著，景山斗以同钦。即今日销歇音尘，其祥犹堪百世。便集访率真，图传修褉，都徵老辈风流”更是明确赞誉伍绍曾。

又查，清《綦江县志》或更权威的官志，都没有皇 帝D、“同旨”旌表伍氏三人“兄弟进士”的记录。伍睿祥、伍辅祥和伍奎祥儿子伍懋郇都是同治二年（1863年）补修县志的主力军，排除了漏记的可能。

本来，为彰显地方文风，营造重教氛围，考中进士后建坊旌表，也符合当时社会风尚。据清《綦江县志》载，“兄弟进士”之前，綦江明确为进士坊的有3座，分别是“为明成化乙酉（1465年）进士刘定昌、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罗文蔚、清嘉庆壬戌（1802年）进士陈铭立”。也就是说，建“兄弟进士”坊旌表，伍家三弟兄受之无愧。但事实却是，该坊的建立时间却是在伍奎祥进士中榜后的21年，同时也是其辞世后的第6年，伍濬祥、伍辅祥也分别有61岁、58岁，且已告老还乡多年，此时“兄弟进士”的热度早已不如当初浓厚，说明建造该坊的初衷也不再是“兄弟进士”。

再从稀缺程度来说，清代綦江正牌进士有8名，而“崇祀乡贤”仅有2人。在同等财力条件下，立坊旌表对象的先后顺序自然就出来了。

建坊由来的探索

至于有考证说该牌坊是官府建修，笔者一行并不赞同。经查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最后一次增修的清《綦江县志》，没有收录“兄弟进士”或“崇祀乡贤”牌坊，说明官府没有参与该牌坊的修建。否则，当时县志理应收录。比如，清《綦江县志》收录的清代牌坊就有12座，其中编修及其后的三次增修时，就把近期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修建的古南平坊、节孝总坊、城隍庙“扪心自问”山门坊等7座录入。

据了解，牌坊顶匾有“御制”“圣旨”“恩荣”等字样，虽能说明是经朝廷批准建立的，但费用来源并不相同。“恩荣”“圣旨”两种牌坊的建造，HD只动嘴不出钱，建设费用由乡里或自己筹集。只有“御制”才是国库出钱，皇家制造的最高等级，非常稀少。而该牌坊只是“圣旨”，其上没有官方建坊志序或捐修记录，只能说明它是由伍氏后人自筹建修。

再看牌坊，横匾“兄弟进士”及同侧中柱联“杨凭兄弟三登第，唐介台垣九上书”均无落款。上联把伍氏三兄弟比作唐代大历九年（774年）状元、柳宗元岳父杨凭，及陆续考中进士的其弟杨凝、杨凌三兄弟——“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下联又拿以“直声动天下”的，朝臣皆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的北宋著名谏臣唐介，来比作同日提拔为御史的伍濬祥、伍辅祥兄弟。那这联谁编撰题写的呢？同行的文史爱好者幸运认为，“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吱声？”比伍氏兄弟功名低的不敢献丑，功名高的当仁不让会大方落款，那只能说明出自伍家人。但又担心看客说是自我标榜，而放弃留名千古的落款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兄弟进士”坊的建设没有官府或社会的参与。

以上分析，只为还原历史，无意拔高或贬低伍绍曾乡贤的份量和伍家三位进士兄弟的科举辉煌。相反，伍绍曾能“崇祀乡贤”，得到“邑中完人，此为第一”的高评，能在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随官祭孔子时配享、从祀，一年至少两次享受“于维群公/孕秀兹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兹惟仲春（秋）/谨以牲醴/用申常祭/尚飨”的祝文祭拜，堪称古代綦江“极品”人设。足见伍绍曾“品端学粹，诲人不倦”的影响之大。其墓所在地吴家堡，亦被后人称之为“乡贤山”，更说明了当时他在綦江的声望之高，凤毛麟角都不能准确表达其荣誉。

那么，伍绍曾以何“崇祀乡贤”呢？敬请关注下期《綦走发现》。

文/通讯员 杨友钱

来源：重庆綦江网

https://www.cqqjnews.cn/qijiang_Department/Department51/2022-07/06/content_45495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