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韩氏禁碑”中的性情中人

文史爱好者探访“韩氏禁碑”

9月7日起，本报4版先后以《綦江现存唯一的宗族禁碑》《清代复建赶水观音寺的韩氏轶闻》《“韩氏禁碑”的诚厚爷爷孝义孙》为题，连续三周解读了通惠黄金坡韩家咀“韩氏禁碑”背后的家族往事。本期《綦走发现》，将继续呈现这一家族在时代大背景下，让读者朋友们匪夷所思的小人物、老故事。

鳏居卅载悼亡妻

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韩氏禁碑”家族入川第十一代韩茂荣的妻子明氏，虚年34岁就早逝。仅过五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韩茂荣再失侧室蒙氏。此时的韩茂荣，是年方43岁的壮年男人，还曾是气宇轩昂的伟岸武将，而且家世多金，会怎么决择？

在赶水镇双龙村一组韩家沟82岁的韩洪蒙老人家中，笔者翻开一本起笔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韩氏宗族谱记》（以下简称《赶水韩谱》），查到一篇近300字的《鳏居记》，记下了这个柔情男人的坚贞守节。“继母卒，誓不再娶。寿至七十三岁，继而终。”

《鳏居记》写道，“文王曰：穷民无告……”，经笔者查阅得知，该部分出自《孟子·梁惠王（下）》，解释了鳏寡独孤的由来，提出了这四种人是天下最无靠的可怜人。连周文王实施仁政，也首先要考虑照顾他们。“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时，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也没有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况且韩茂荣“又非力不能娶，外无可来者。”

韩翠芳、韩桂芳也认识到，即使父亲“或念好合，志在和鸣琴瑟，复奏再生，其弟亦幸。礼祀之多人，手足之有助，胡乃坚贞自守，一自知之”。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传统家庭里，韩茂荣确实是个另类。

韩茂荣在失去老伴后，并没有自暴自弃，当爹又当妈，尽心尽责抚育儿子成人成材，彰显出责任男人的本色。“鳏居三十年以抚吾弟兄为念。饥寒时切于怀，疾病时谨于以，孜孜汲汲，犹恐成佛能成立，及教翠芳以成名，抚桂芳以成人，俱以婚配。且又其孙祈寒暑尔，尤谆谆戒其慎谨，室家之念，人人所同吾父。只知痛吾二子，而不知爱其一身。”

难怪韩翠芳、韩桂芳兄弟“至今述其言，忆其行，为子者即粉身碎骨亦难报父母之德。”只好“和泪以记”，含悲带痛曰“即粉身碎骨，亦难报父母之德。”

辞官务农种“红薯”

家住东溪高速路口吉祥湾，现年90岁的韩觉远，是“韩氏禁碑”家族入川第二十二代。因为塆子里的私馆老师危昭绪的妹妹是他隔房三舅娘，韩觉远到私馆求学只是象征性地缴了一点儿学费。老师倒没有说什么，但危老师的家人经常以那点学费只够买一双袜子来鞭策他要努力读书，所以印象深刻。正是这一段私馆求学经历，让他成为了当时农村少有的“文化人”。

1949年10月，17岁的韩觉远在水井塆坝子听到地主胡又文和保长危栋成等摆龙门阵，说共产党在北平成立了共和国。但那时的他，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后来，韩觉远才明白新生的政权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他立马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位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农会，当选为青年委员。1951年参加土地改革，1952年不满20岁就入党。1955年3月，经中共江津地委（当时綦江属江津地区行署管辖）批准担任东溪区委委员、副书记，以区公所领导身份分管丁山乡。

根据韩觉远口述，结合1991版《綦江县志》第三篇《党政群团》中第八章《政事纪要》相关介绍，我们了解到，1960年初，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省委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精神。因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丁山乡与大多数农村一样，事实上出现农业生产滑坡的现象，坚持实事求上报情况，丁山乡因此成为贯彻省委精神不力的负面典型。韩觉远因此承担领导责任，受到了撤销东溪区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区委委员的处理。不到一年，上级认识到处理过重，于1962年上半年对当时被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韩觉远因此得以刷清冤屈，官复原职。

后来，组织调他到区（公所）级城关镇（古南镇前身）任党委副书记兼副镇长。他觉得离家太远，父亲又过逝得早，老母和幼儿全靠妻子一人，支撑不下去，就主动申请辞职，回原下书大队务农（今东溪镇尚书村210国道至綦江河区域）。组织考虑到培养出一个干部不容易，多次谈话挽留未果后，除县委第一书记张文波外，书记毕先宽、曹伯璋、宋修德，县长廖德清等县领导10余人还分两批深入他家作思想工作，希望他收回辞职申请。但他最终谢绝了组织好意。时至今日，当地老人讲起县里面的领导坐起小车来东溪四缘庙，深入韩觉远家中请他复职的往事，都唏嘘不已。

“你的辞职，是不是因为被错误处理，而对组织产生了意见导致的呢？”笔者不依不饶，打破砂锅问到底。“上级组织知错就改，我已经官复原职，还有什么理由辞职呢？”韩觉远的反问，让笔者哑口无言。

“就算你是因为得知要调离东溪到城关镇工作，不能兼顾家庭才申请辞职。但组织委派这么多县领导下乡来做你的工作，希望你继续干下去，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你难道没有感动？为什么不收回辞职申请，或趁机向组织要求不离开东溪呢？”面对笔者的刨根问底，韩觉远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我既然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就不能把它当儿戏。如果这样就反悔的话，岂不是拿组织开玩笑？再说，只知道向组织提要求，也不是我这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坊间传言，你在东溪区公所任副书记期间，与时任书记某某不睦。后调你到城关镇当副书记时，得知顶头上司恰好就是某某，不好开展工作，所以才辞职不就的？”面对笔者的继续追问，韩觉远严肃了起来，“这纯粹是乱弹琴。我与某书记之间，有时意见不一致，只是工作方法相左，怎么可能上升到私人矛盾？只因我纯粹是从农村最基层提拔上来的，相比那些读新学出来的干部更懂农业生产，妻儿老母都还在农村，对农村现状也有些‘一是一、二是二’的死脑筋，面对不切实际的‘瞎指挥’时，就显得坚持固执，争得面红耳赤罢了。但绝对没得干部之间的个人成见。”

1962年5月，重庆市委组织部（那时，綦江已经调整属重庆市管理）同意了韩觉远的退职申请，免去他的东溪区委委员、副书记职务，文件上写明要求他回乡后也要参加当地党委、生产大队的工作。1963年即被推选为永久乡人民委员、下书大队大队长。为了避嫌，在他之前就担任下书大队副大队长的妻子也只好辞职，专心务农持家。

笔者又问他，现在倒回去看，60年前辞官回乡当农民的决定是否后悔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不紧不慢地，一字一句地说：“古语有‘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城关镇就在城头，干部中很多是县或部门领导的家属。城关镇的工作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可能我这样的镇领导都不晓得，就闹到县里头去了。‘皇城’脚下去当官，岂不是自讨苦吃？”

经笔者查阅，该句古语出自现存刊印最早的话本小说集，明代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里收录的白话短篇小说《张子房慕道记》。笔者猜测，韩觉远不到30岁就经历了宦海沉浮。“游遍江湖数百州，人心不似水常流”。此时辞官退职，提防的是“从前‘恩爱’反为仇”，只为“莫待是非来入耳”，过好小家庭的幸福日子。

韩觉远还告诉笔者，他深受“睦亲善邻，淡薄名利”的家风传承影响：功名利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夫妻恩爱，儿女成人成才不走邪路。他一生养育9个子女，除老五幼年夭折外，其他8个早已成家立业，加上孙辈、曾孙辈，现在已经是55人的大家庭，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笔者还了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组织考虑到他日趋年老，以东溪供销社改革为契机，聘请他当了副理事长。实际上他把自己当营业员，上班时间就往门市跑，主动干些卖东西称秤的活路。他的外侄杨清培曾去买肥料，看到秤本来有旺的，都被他刨了出来，直到秤平为止。乡人都在背后说他正直得“傻”了，亲人都沾不到一点光。摆到这些，韩觉远不好意思地笑了，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心怕占公家的便宜”。笔者很多年前就有所耳闻，东溪一带，凡是认识他的在路上碰到，都会尊称一声韩书记。这就是对他“当官只为民作主，也可回家种‘红薯’”品质最质朴的认可。

文图/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来源：重庆綦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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