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走发现丨“字”“号”来源的分析——明《綦江县志》编辑李凤或是新盛人（四）

正清有道 · 发表于 2023-11-6 17:14:41

文化服务志愿者深入新盛街道开展调查，探寻李凤相关遗迹。通讯员碧云天摄

文化服务志愿者在新盛街道四坪村李培兴家中查找比对李凤信息。特约通讯员杨友钱摄

文化服务志愿者多次深入新盛街道寻找李凤遗迹等相关信息。特约通讯员杨友钱提供

前三期“綦走发现”文，先后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明代綦江两位李凤——永城李凤与新盛李凤，并做出永城李凤百龄修志几率为零，明万历《綦江县志》由新盛李凤执笔编修的判断。本期将继续分析考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

多“字”多“号”，并不鲜见

据《新盛乾隆李谱》记载，新盛李凤，字“竹陞”，而非字“梧菴”。这是《永城李谱》（根据明崇祯，清嘉庆、道光、光绪，民国等老谱，于1994年重修）认为明万历《綦江县志》的编辑是永城李凤的重要依据。

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推测，因古人称谓既有名、字、号的区别，又有一人多字、多号的常见现象，“竹陞”“梧菴”只是新盛李凤的不同字、号。

比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紫阳”。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成都新津人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綦江第一翰林陈铭，字“警堂”，一字“西轩”。清《綦江县志》编辑罗星，字“稼崖”，一字“灿之”，号“春堂”（据吴泽棠撰《春堂夫子罗星年谱》）。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竹陞”“梧菴”，皆出《庄子》

从古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寓怀”的传统来分析新盛李凤的名、字、号，也许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名“凤”，字“竹陞”，符合古人“注释式”取字的原则。“凤”与“竹”组合，即“竹凤”，因“传说凤鸟非竹实不食”而代指“凤凰”。按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皇，凰的古字），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的记载，“凤凰”承载道家“德、义、礼、仁、信”的道德要求。

名“凤”，字“梧菴”，“菴”同“庵”，取自“凤栖梧桐”之意。“凤”与“梧菴”扣合严密，符合古人“扣合式”取字的原则。“梧菴”又寄托了新盛李凤“凤凰择木而栖”，引喻贤才择主而侍的情怀。文化服务志愿者们猜测，“梧菴”可能不是新盛李凤的“字”，而是“号”。

“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明非而止，是为不争。”典出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道家学派经典著作，《庄子·秋水》中的《惠子相梁》。悟读原文可知，庄子将自己比作鹓雏，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

显然，“竹陞”“梧菴”都出自《庄子》，新盛李凤以此为字、号，表明其鄙弃功名利禄的立场和志趣，讽刺世间醉心于功名利禄且无端猜忌别人的丑态。

客籍云南，受益元阳

清《綦江县志》卷之七《潜德》篇载，“李凤……自号曰‘元阳子’。”李凤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重修白云观碑志》中，也有“时值邑人‘元阳子’静摄于此”予以佐证。

新盛李凤的父亲李文相，清道光《綦江县志》卷之七《仕绩》篇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任云南右卫知事（治所在今昆明市，明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置）。冰蘖自守，刚介不阿。解组归，家徒壁立，乡人重之”。他在云南做官期间，可能结识明代云南巨儒：明嘉靖五年（1526年）大理籍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李元阳（1497～1580年）。

李元阳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即借奔父丧，弃官回乡40年至寿终，重要学术活动就是致力于方志编写，先后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十二年（1563年）编成两部《大理府志》，又于万历四年（1576年）完成《云南通志》。

在《新盛乾隆李谱》中，另有“（李洪明长子，李凤堂叔）李文郎、■氏，墓在云南可渡桥（今云南宣威与贵州威宁交界）”的记录。说明李文相于明嘉靖年间在云南做官时，还有新盛李氏族戚在云南谋生。再结合新盛李凤出生于明嘉靖年间等史实推测，新盛李凤可能出生在云南，少时求学于云南，甚或得到李元阳的点拨，因崇拜李元阳，谦称晚辈而自号“元阳子”。这也恰好解释了巴县知县王尔鑑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修成的《巴县志》中，误认为他是滇南（昆明以南）人的原因。

相反，永城李凤及其父祖没有云南经历。他与李元阳的年龄相差不大。李元阳的学术影响力得到全国学界认可，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渝南黔北读书人知晓，最早可能性也在明万历晚期（1600年以后）。彼时永城李凤假如仍在世，也是耄耋高龄甚至百岁老人，再自谦“元阳子”，不符常理。

同乡“升庵”，矛盾“陞”“菴”

无独有偶，前面提到的四川籍名人杨慎，因为大礼仪之争而铩羽仕途，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起被放逐云南永昌卫，直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72岁辞世，旅居滇南三十余年。他为白族修史是其重要成就之一，还是前节所述李元阳的挚友。

细查杨慎简历，流放云南期间在友人帮助下，曾多次旅居昆明，晚年更是长住昆明。新盛李凤父亲李文相，嘉靖年间恰在昆明做官，作为当期的四川籍官员，他乡听到故音，分外亲切，给予杨慎一定方便，甚或交情匪浅，新盛李凤得以受教于杨慎，皆有可能。

查清《綦江县志》，收录有杨慎父亲杨廷和的《送萧建中令綦江序》约700字，特别是其中“綦江于重庆为属邑，其俗质柔，号称易治……户部主事刘君定昌（明成化十一年，即1475年乙未科进士），綦邑人也。侯之任以嫌不肯有所可否，白余左右，求为文赠之，遂不复辞，而告之以此”数句，足见杨廷和对綦江相当了解。

而杨慎在流放云南期间，也先后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因父亲杨廷和患病，明嘉靖八年（1529年）因父亲逝世，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受友人邀约，至少3次返回四川。他留下的《夜郎曲三章》《夜郎溪》可以证明曾经过綦江，而綦江新盛又恰是綦江往重庆、成都方向的必经之地。

杨慎过境綦江，特别是踏上新盛土地时，无论是于父亲杨廷和，还是因李文相，萌生特别感怀，都属人之常情。兴许，他还为李文相与家乡宗亲间的联系，带过书信，从而更是密切了新盛李文相与他的同乡情谊。

而杨慎，最为知名的“号”，就是“升庵”。“陞”同“升”，“菴”同“庵”。因为父辈的上述因缘，新盛李凤取“字”或“号”时，通过拆分杨慎的“号”，稍作变通为“竹陞”“梧菴”，表达对杨慎的崇敬，情理上也说得通。

并且，古人取“名”“字”“号”时，有矛盾式方法。如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同理分析李凤的“竹陞”“梧菴”，“陞”有冉冉升起的活力，“菴”为栖居之地，有蛰伏隐居之意。“竹陞”“梧菴”为同一个李凤的“字”，或“号”，概率又增。

文化服务志愿们由此推测，新盛李凤，字竹陞，一字（或号）梧菴，自号元阳子。至于《新盛乾隆李谱》为什么没有记载“梧菴”“元阳子”，可能属于明末清初綦江地区战乱频繁，文献散失的漏记。且古人的“名”“字”“号”，后世典籍记载不一定全面周到，比如罗星字“稼崖”，一字“灿之”，清《綦江县志》就没有记载。

综上，在《永城李谱》不能自圆其说的前提下，明万历《綦江县志》的编辑李凤，是明代思里岺狮坝（今新盛一带）人，最有可能。

笔者手记

一座磨滩桥，引发诸多考证。“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在比对《永城李谱》《新盛乾隆李谱》，清道光《綦江县志》，清光绪《四川綦江县续志》时还发现，清光绪《四川綦江县续志》中仅有的两座宋代古墓（进士李坤墓和进士李时成墓），以及两座明代古（李文相墓和李凤墓），均在今新盛一带。《新盛乾隆李谱》亦有记载，但清道光《綦江县志》并未收录。

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推测，原因可能是罗星在清道光年间编辑县志时，并没有分析《永城李谱》中李凤及相关人物的生辰逻辑和编明万历《綦江县志》的依据等，也没有访察《新盛乾隆李谱》，自然也不知道《新盛乾隆李谱》中还有个新盛李凤编辑明万历《綦江县志》的记录，缺乏对比详考，导致推断失误。

今天距李凤明万历年间编修《綦江县志》已经417年，考证何其艰难。正如罗星《读李梧菴志稿并叙》末二段，“綦走发现”文化服务志愿者们感慨良久：

先生遗稿在，触手几摩挲。可奈沧桑易，都教缮写讹。文章非面目，事类或偏颇。独有南州治，当年人察多。

梧菴原自好，何必又元阳。入道多因晚，逃名名自扬。群公甘袖手，独力喜成梁。深惜伊人去，遗踪竟渺茫。

（全文完）

特约通讯员杨友钱通讯员廖代银

总编辑：孙萍

值班编委：周祥章

编审：谭禄柳

编辑：陈欣然

审校：付毅熊秋平

文章来源：大美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