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江东溪㑿崖头的两宋遗存

xia2021 · 发表于 2022-8-10 10:16:33

东溪㑿崖头的两宋遗存

南宋百字石通讯员天籁摄

灵山古寺的封火墙通讯员杨友钱摄

文史爱好者辨读《重修灵山寺序》通讯员碧云天摄

2022年8月5日，本报第四版《綦走发现》以《东溪㑿崖头的僚人真面目》为题，深度解读了綦江僚人遗迹——㑿崖头。本期笔者与大家一起继续探讨这一带的重要关联遗存。

北宋的灵山寺

㑿崖头上的灵山古寺，最醒目的是高耸屋面2米左右的两重檐结构封火墙。龙头昂仰冲天啸，龙脊陡拱成圆弧，流线起伏，一气呵成。相比主流的赣派、徽派马头墙，福州马鞍墙和岭南镬耳墙，还多出约50厘米宽的蓝黑色线描龙鳞，凸显綦江工匠兼容并包的设计理念。

在山门与庙宇间，离地1米多高的石壁上，还深凿两个凹槽天然成柱，镶嵌了两块大理石，形成别具一格的三柱两门山字殿顶八字形古碑，高、宽均约2米，与山壁浑然一体。碑帽雕刻美观大方。中间为直径30厘米的阳刻正圆形罗汉佛像，歪头、盘腿、双手抄抱，让人忍俊不禁。两边均为大鸟伸长颈项，哺喂雏幼的对称图案，让人产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联想。其间还有卷草祥云，自然搭接，构建起綦江最美《同结善缘》的牢固古碑形象。

碑文内容为1000字左右的《重修灵山寺序》，落款时间为清光绪乙未年孟春月（1895年农历正月）谷旦，距今已有127年。通过碑文，我们了解到清朝末年，国衰民穷，寺庙自然“渐即倾颓，榱崩栋折”，破败不堪。直到1894年，张、杨两人到文国霖家中作客，路过灵山寺“慨其废墜”。同时联想到自己结婚多年仍未有一男半女，既然“观音灵感，固无穷耳”，当即许下“神若赐某某哲嗣，当令重修庙”的誓愿。“已而至舍，向予言之”不久到达文国霖家中，并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一年后“有继为幸”，“募众捐金，不日告成”。不但还了愿，还让后人“有感于昔”，名垂千古。此次复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生动的信守承诺故事。

灵山寺始建具体时间，已无从可考。除这块清代光绪古碑及2006年维修时摘抄的已轶古载中“于清道光元年辛巳岁（1821年）春整建（即复修）”的文字外，笔者一行试着从以下古碑来推理：

一是悬崖一侧墙内，镶嵌的一块清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岁（1818年）三月望伍日《名垂万古》碑。

二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功德古碑。据东溪镇尚书村二组的谢秀坤介绍，该碑系近年维修庙宇时移到登天梯旁的。

三是与1846年的《建塔鸿名》四楞碑柱紧密相依，高约250厘米、宽约135厘米的戴顶帽古碑，斑驳脱离，风化特别严重，勉强可辨的不到70字，落款为“■嘉……年岁次丙寅”。结合“嘉”字头的皇帝年号和对应的干支纪年，可直接排除宋、元两朝，剩下“清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两种可能。如果是前者，仅比一旁能清晰识读的《建塔鸿名》碑早40年，风化程度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反差。因此，该碑镌刻时间疑为后者——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尚存碑文中“……补修，迄今又八十余年”一句，还可倒推上一次维修的时间是明成化末期（1482年左右）。也就是说，灵山寺现场仍留有明确时间实证的，最远的一次维修距今已有540年。至于始建时间，肯定更早。

中国民间有在发生过战争等重大不祥事件的地方建庙镇邪的传统。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宋廷夔州路转运使孙构（一说孙固）荡平溱州僚酋李光吉、梁承秀、王兖三族叛乱后不久，以木斗为首的南平僚再次反叛。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派梓夔访察使熊本率重兵讨伐，进驻铜佛坝（今川黔铁路赶水客站一带），“抗其亢，焚积聚，以破其党，木斗气索，举溱州五百里地来归”（《宋史·熊本列传》）。与铜佛坝咫尺之遥的㑿僚聚居点㑿崖头，岂不更是熊本宋军最早拔除的眼中钉？结合前述碑刻分析，笔者一行认为，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后，㑿崖头的战事平息，南平军在此建寺镇凶辟邪，也并非不可能。也就是说，㑿崖头的建寺史，可追述到900年前的北宋时期。

特别是崖脚綦江河畔左岸一墩巨石下游侧面，深刻的字径约60厘米的“放生台”三个大字及“大宋乾道四年（1168年）戊子九月望日/南平守将/平阳/台臬孟醇父书”24个小字，说明当时的㑿崖头一带，佛教的“放生会”活动已成定制，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

附近宋代及以前的古庙，南宋王象之于1208至1227年间编著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有“铜佛坝，在故南平军城西门外，地有金铜像。二佛像后徏置报恩寺，三道像置天庆观。相传以为唐明皇所铸”“报恩寺，在军城东北。据最高一峰，俯瞰军城，得岗岭之胜。有古铜像二，法堂之左有轩，曰月林”的记载。但铜佛坝、报恩寺均在“放生台”对岸，其“放生”活动不可能舍近求远，大费周章渡河而为。也就是说，这个“放生台”极有可能就是与同侧的灵山寺配套的宗教法会场所，且实际存在时间应该比孟醇父书写时间更早。还有庙内其它石刻转录古记“史久远，宋明始兴”的文字。以上都可印证笔者一行对灵山寺始建于北宋的推测。

南宋的百字石

㑿崖头脚下的綦江河赶水镇铁石垭段左岸，一墩巨石三面临水。其上一块高约4米、宽约3.5米的摩崖石碑，深刻着高约35厘米、宽约25厘米、深约5毫米的100个楷体大字，当地俗称百字石或书字石。记述的是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七月十有四日”，一群人工作之余相约“泛舟同游”事录，距今已有875年。挥毫泼墨的李延昌，字绍隆，所以现称《李绍隆题记》，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綦江县志》记此为《宋南平军石刻》，并考证许自得为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成都进士，张询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绵州进士，蒲瑮为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眉州进士。

事隔近200年，笔者查得晁公退系靖康之难后，被迫与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白鹤梁留下“将天以丰凶警于下而象鱼，漏之则惧其不必于政”《题记》的晁公溯等四位兄长一起南渡，辗转流亡到今涪陵投奔任知州的姑父孙仁宅，曾任汉州崇道观主管的记录。另外还有蒲瑮曾任邛州通判的记录。

碑刻文字，仅罗列有许自得、李延昌、冯隶逊、张询、蒲瑮、晁公退、王塤、李定民、宋延嗣、吴椿、崔希、李佺等12名文人墨客的名号、籍贯，可判断他们分别来自四川成都、陕西西安、河南新郑、四川绵阳、四川眉山、河南濮阳、陕西靖边、四川三台、河南中牟、河南开封、山东济南、陕西澄城等四省十二县市。从碑文“少诚许自得（字）深之，政暇邀……泛舟同游”，可以推测许自得当时在南平军做官。至于其他11人，清《綦江县志》以“或现任，或幕府，或客，并失传，附记于此以待考”一句带过。

据了解，南平军于北宋熊本打败僚人首领木斗后在铜佛坝建置，辖今綦江、南川及遵义北部一带，嘉熙三年（1239年）将治所迁往隆化县（今南川区），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废，存续206年，其中治所在㑿崖头对岸的铜佛坝长达160年。从南宋后期理学家、名臣真德秀在宋绍定四年（1231年）冬的《送南平江知军序》中“浸以道德，薰以诗书，斌斌焉与东西州等矣”等句可知，南平军自元至元二十二年150年左右，宋王朝“以文化人，以文明德”取得了卓越成效，“箕子八条之化，孔子九夷之居”，势必需要配备更多来自先进文明地区的佼佼者引领重文兴教。清《四川綦江县续志》卷一《宋南平军属废县考有序》也有“宾佐之盛”的记载，宾佐的意思是“辅佐，幕宾佐吏”。笔者一行因此推测，上述12人都应该是当时南平军的属吏。

12人同游，共推李延昌（绍隆）捉笔题写，说明当时他的官阶和声望最高。《舆地纪胜》第180卷《南平军·景物》篇排名第二的即为“秋泉：在军东李氏园侧。李绍隆尝倅此，已而居焉，自为《泉记》”。意思是李绍隆在南平军担任副职（通判），继而在此居住，还写了一篇《泉记》。亦说明李延昌在南平军有著名官邸，而《舆地纪胜》亦无其他官邸记载，足见其地位之高。

结合细读这100字题记，除劲挺墨饱的书法功底外，没有唱和赋诗佳句，缺少了与主人身份相匹配的文化品味，与曾经郊外石头或墙壁上常见的“某某到此一游”并无二致。笔者一行猜测，他们既然同在南平军做官，郊游聚会就不只一次，一定写得有赞颂綦江山川美丽或开启綦江土著礼仪的诗词歌赋，也许这次“泛舟同游”的诗文，就镌刻在百字石相邻的另一墩巨石上。清《四川綦江县续志》卷一《宋南平军属废县考有序》载“当时颇多石刻”可以印证，只是没承受住历史的风霜雪雨而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沧桑虽变，字画犹宛然如故。”这是200年前清《綦江县志》对此处石刻的描述。如今观之，累经几近900年，仍宛如初见。笔者一行见识过不少露天古碑石刻，大多两三百年就模糊难辨。百字石上的《李绍隆题记》，为什么仍清晰可见呢？只有期待科学地解读了。

僚人已去近千年。㑿崖头附近，还有哪些遗存值得探索呢？敬请期待下期《綦走发现》。

文/通讯员杨友钱

来源：重庆綦江网

https://www.cqqjnews.cn/qijiang_Department/Department51/2022-08/10/content_45512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