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走发现”文化服务志愿者解读杨铭德政 通讯员 天籁 摄
“綦走发现”文化服务志愿者行走在寻找德政碑途中 通讯员 碧云天 摄
在东溪古镇上场口复兴桥原川黔古道旁，有一古石碑，高约6米、宽约4米，中镌刻约0.8米*0.6米规格的“公来何莫■”五个大字。估计在清末就因势搭建房屋，成为山墙，与民房浑然一体。但房主可能不谙诗书，所以该碑鲜为人知。东溪籍文史爱好者“天一方”主动用手机导航帮助游客按图索引，并向綦走发现文化志愿服务团推介，经志愿者实地探访解读，发现这是一块知县德政碑。
【典故由来彰官德】
以“公来何莫”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三国演义》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夏侯淳拔矢啖睛》中找到这样一句：“郭嘉入，操曰：公来何暮也？”文言直译，就是“郭嘉进来，曹操说：您怎么来得这么晚呢？”细读全文，才知道这是对官渡之战前提出“十战十胜”客观战略分析的郭嘉的褒奖。
再查《汉典》，原来“莫”，古同“暮”。来何暮，典故名，出自《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廉范任蜀郡太守时，废除禁止百姓夜间点灯做事的制度，老百姓用《五绔歌》来歌颂他的功绩：“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后世遂用“来何暮”作为称颂地方官吏德政善治之典。
结合古籍回归该碑，“天一方”推测，已经风化剥落的最后一字为“也”。即，该碑正文为“公来何莫也”。
现场标牌，注其为“杨键堂德政碑”。那杨键堂是谁呢？询问周围老百姓，大家都无从知晓。仔细观察又发现，该碑右上题有“恭颂邑贤侯■堂杨大父母德政”，左下落款为“咸丰二年仲冬上浣合里士民等公立”等阴刻小字。结合“旧时州县官为父母官”的敬称，“邑贤侯”杨键堂应该就是当时的綦江知县。 查清《綦江县志》卷之六《职官》，咸丰二年（1852年）前，清代杨姓知县只有四人：杨铭、杨霈、杨文之、杨卿云，但没有一个叫杨键堂的。
县志记载难免有遗漏，可以理解。但涉及到主官，就是非常严肃的事了。怎么可能生造一个叫杨键堂的知县呢？古人不但有名，还有字、号。难道杨键堂就是上述四位知县之一的别称？再翻清《綦江县志》，在卷之首《同治二年（1863年）补修官绅姓名》中查到了“总修：即补同知直隶州，綦江县知县杨铭，鑑堂，灵石职员”的记录。原来，杨铭又叫杨鑑堂。志愿者们现场比对碑刻模糊文字确认，标牌中“键”，应是“鑑”的误识。
综上分析，碑文“公来何莫也”，应是安里（清时东溪属安里）百姓用饱含深情的反问，“您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来褒扬綦江知县杨鑑堂的善政德行。
【县志无载有蹊跷】
杨铭（杨鑑堂）何德何能，让安里百姓念念不忘呢？
据清《綦江县志》记载：杨铭，山西灵石县职员，咸丰二年二月任，三年十二月调署高县（现属宜宾），五年九月回任。仁桐逆匪滋事，保加知州衔。八年九月调省，九年九月回任。同治元年粤逆滋扰，城危，复安。事见武备，内以同知直隶州即补。
志愿者们恍然大悟，原来杨铭分别在1852年2月—1853年12月，1855年9月—1858年9月，1859年9月—1870年1月，三度出任綦江知县。但不明白的是，杨铭二月上任，冬月即有民众拥立德政碑，短短9个月，綦江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不大可能。难道是他做了一件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大好事？比如解决了困扰双方且影响较大的民间纠纷，断决了多年疑案，纠正了冤假错案等？
由于清《綦江县志》曾在杨铭任职中的同治二年（1863年）补修，增记道光十五年后近30年史实，“凡有光大邑乘之人和事，皆搜罗采访，在原志各篇目之后附载无遗。”事关时任县大老爷的美德，想来不可能不收录。
但遍查清《綦江县志》，均无此碑记载或线索，难道是杨铭自谦？在杨铭离开綦江22年后（1892年）编撰的清《四川綦江县续志》卷三《政绩》篇“杨铭”条目，也没有收录该碑和明确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之前杨铭的德善之举。
但立碑总有个由头，相信古人与现代人一样，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
志愿者们继续深挖，发现清《綦江县志》“祥异”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咸丰元年辛亥（杨铭首任知县前一年）：三月少雨，农家多插老秧。六月十五大晴至於七月，天地如炉，田土多坏。”说明当年綦江的庄稼收成非常不好。
根据上述记载，志愿者们大胆猜测，作为地方父母官的杨铭到任后即遭遇特大饥荒，等不及朝庭审批，便开仓放粮赈灾，督促绅粮施粥借米济民，解决贫民紧迫生存困难，事后又悄悄弥补国库亏空。百姓感恩戴德，私自众立“公来何莫也”以彰显。由此，杨铭上任9个月就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就不奇怪了。因未经批复就先动国库，可能引来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之祸，至少要丢乌纱帽的危险，杨铭在同治二年（1863年）补修《綦江县志》时不收录就能解释得过去了。
2023年4月29日，重庆文保志愿者服务总队一行45人慕名而来，同样百思不解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不是因为杨铭已经建立了什么功德才立此碑，或许这只是对他的一个鞭策。体现的是老百姓的良苦用心。”
真相究竟如何？留待大家继续考证。
【杨铭功德“綦”记传】
志愿者们再查清《綦江县志》《四川綦江县续志》，疏理了杨铭在綦期间大事记：
一是咸丰五年（1855年），黔逆邹辰保案。以击溃贼部，赶邹进落水洞，填筑封其洞内后撤防。
二是咸丰八年、九年（1858年、1859年），黔绥阳、桐梓、湄潭逆党案。商请陈洪猷等办团练，偕伍奎祥等筹议资饷桐梓，与川黔边境各县合力肃贼，綦防可幸稍息。
三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元年（1862年），石达开太平军两度攻打綦城均不得案。迫使石部放弃通过綦城顺河入长江攻重庆府的战略目标，只有西窜云南，兵败大渡河。
四是同治三年（1864年）黔省白号逆匪围城案。二月初六申刻（下午3点—5点）“贼众已由三溪直逼南门外里许之沱湾驻扎，分股猛扑城垣……”在“援兵未至，团勇猝不及调，城中未及千人”的危险之际，已历经壬戌（1862年）守城击败石达开，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的杨铭愈发老成持重，知人善任，镇静以待，“俟贼将近，杨令督军功许占魁等开放大炮，连环轰击。”第二天早晨7点后，太平军“久闻綦江之守坚而战善也。知城不可图，乃悉众奔驰去”。
五是耗时三年修缮、增强城防。“东北二门增以瓮城……因于东门创修水城，上筑炮台，下通地道。其中砌以石梯，一旦有警，外城严闭，居民即由水城行汲……其城身增于旧垒者三尺，环城复添修走马内墙，并于后山一带按五十步造营房一间，以为守阵者休息之所。”
六是补修县志资治通鉴。“今者逆氛扫荡，民业粗安，犹得与二三文学君子，从容取是书而增益之，抑何幸耶！以是叹尊君亲上，大义凛然。而綦之人可以敌忾，可以同仇，忠义之激发为不薄矣。至一时挺身杀贼，慷慨捐躯……顾可听其没没无闻也耶？若然，则是志之补修所为。率其旧，图其新，因时制宜。俾前之功不坠于既往；民之患预防于将来。用以验一邑人心风俗之厚，而备他日輏（yóu）轩之采，以成千百年之信史者，是亦司牧者之责备，又乌可缓乎哉……书成，用志数言于篇首。昔韩昌黎云‘莫为之前，虽美而弗彰’。余于宋、邓二公，尤不禁心焉向往云。”
据清余澜阁编著《蜀燹（xiǎn）死事者略传》载，同治元年（1862年），石达开部队再次攻打綦江县城时，杨铭偕弟鑑鑅（héng）冲锋在前，面对攻城兵士“百余缘梯上”，杨鑑鑅“死拒不退”，被砍头殒命，上演了綦江版“打虎要靠亲兄弟”的悲壮忠义！其弟媳“陈氏闻公被害，即率子女三人投池以殉”，更把杨铭知县一家身系綦江老百姓安危，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形象推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
虽然这些都发生在咸丰二年（1852年）之后，并不是“公来何莫也”德政碑的由来，但这块碑的主人——杨铭能在乱世三度出任綦江知县，足见杨铭并非无能鼠辈，而是行事果敢、善打胜仗、保境安民的优秀知县了。
正如同治二年（1863年）《补修綦江县志序》，对杨铭履职綦江的高度概括，“值四方多事，而綦邑毗连黔境，边防较严……数年来，惟日与乡大夫、都人士竭桑土之谋，修守战之备。崇垣墉，塞关隘，锻戈矛，砺锋刃，储糗粮（干粮），偫（zhì，储备）刍茭（牛马饲料），千疮百孔，汲汲弗遑。”其事迹应该得到发掘和追忆，这块德政碑理应得到更加妥善的保护，发挥更大的德政导向作用。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 原标题：綦江知县德政碑——公来何莫也
来源：重庆綦江网 https://www.cqqjnews.cn/qijiang_Department/Department51/2023-05/16/content_4566102.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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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16 09: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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